有人说，思想境界是与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大有关系的，这话很有道理。老子偏居草野一隅，再加上商容的知识储量也是有限的，商容为了不耽误这棵好苗子，可能是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把老子送到了东周国都雒邑求学。这一年，老子约十五岁左右，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生。

老子和孔子这两位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开拓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十五而志于学”，只不过他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不同，孔子考上了鲁国大学的社会系，老子考上了东周大学的哲学系。

在这一点上，老子要比孔子幸运，因为他所在的“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相当于民国时期的中央国立大学。东周虽然国势衰落，但作为天下王都，却有条件保存丰富的古籍资料，这是地方诸侯大学所不如的，这也是后来孔子来雒邑求学于老子的主要原因。

由于史料稀少，只能略约推算出老子在雒邑的书院里整整待了十年，而按现在的学历算法，四年本科之后，再考研、硕博连续，差不多也是十年，也就是说，老子是戴着博士帽子，心事重重地走出十年寒窗苦读的教室。

不知道是托了什么门路，还是当时国立大学毕业生有安排工作的政策，二十五岁的老子谋到了一份周守藏室之史的差使。所谓守藏之史，也就是东周国家图书档案馆馆长，这是个副部长级待遇的职务。应该说这份工作是非常适合老子的，老子向往静谧如水的人生，而守藏史正可以满足老子的心意，正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春夏与秋冬。

老子平静而不庸凡的人生，已经和雒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司马迁说老子“居周久之”，实际上老子在雒邑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四十二年，即公元前557年至公元前516年。四十二个春夏秋冬，记载着老子从一个翩翩少年到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老年的点点滴滴，虽然此时老子还没有编撰《道德经》，但在雒邑担任守藏史的漫长岁月却是老子哲学思想形成的最关键时期。

国家图书档案馆是个清水衙门，平时没有多少油水可捞，老子也不屑追逐那些浮名浮利，除了每天必要的公务应酬外，老子都潜于密室，整理文件资料，在或明或幽的烛光映照下，老子孤独地仰望着浩瀚无垠的星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道是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包括积极入世的儒者。老子眼中所看到的“道”，首先是一种哲学辩证的存在，用现在的角度来看，老子的三观是唯心主义的。

比如老子的唯心宇宙观，表现在《道德经》第七章，即“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宇宙是固定不变，自古就有的吗？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是一百五十亿年前出现的，也就是宇宙并非是“不自生”的。

但我们不能去苛责一位两千五百年前的哲学家，历史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现代人所取得的成就，哪样不是建立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牛顿被苹果砸了，发现了万有定律，而现在的中学生也能发现万有定律，但我们不能说牛顿还不如一个中学生。

老子所追求的道，并不是故弄玄虚，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的“道”，从来没有脱离社会去片面地研究所谓宇宙。或者可以这么说，老子研究“道”的核心是如何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无缝对接，即天人合一学说。比如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老子就把“天道”和“人道”放在一起讨论。

有些偏激的观点认为老子不过是个“神棍”，实在是荒谬透顶，更有甚者，因为历代皆独尊儒术，便有人认为道不如儒。其实宣扬道不如儒的，无法面对一个人对这种荒谬观点的否定，他就是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

在孔子辉煌灿烂的学术人生中，他的老师并不多，但任何否定道家思想的观点都绝无可能绕过孔子曾经问道于老子的那道历史铁门。

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流传千载，成为千古佳话。不过孔子见老子的时间、内容，历代争议非常大，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孔子卑礼于老子”，是道家门徒有意抬高老子地位的炒作。

另一种观点是孔子年少于老子，老子的生年具体无考，但应该比孔子大二十岁左右，老子成名要早于孔子，所以孔子向长者问道是非常正常的。二人相见的地点，没有什么争议，因为老子时任东周王室的藏室史，相当于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也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

孔子“适周”见老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当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对座而视的时候，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虽然孔子见老子的史料非常多，但对于二人相见的时间则语焉不详，学界为此吵来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