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的义和季札的义不甚相同，季札维护的是主流精英为本位的社会价值观，而豫让则是在维护一种江湖中人特有的道德价值观。江湖最推崇的就是义，而不是仁，所以江湖中人拜把子，称为结义或义结金兰，没听说过结仁或仁结金兰的。

庙堂之上的义，讲究的是君君臣臣，天下社稷，万民安泰否。江湖草野的义，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个人化的正确价值观，做人要恩怨分明，受人一鹅毛，必以千金赠。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伍子胥和韩信在穷困落魄的时候受漂母一饭，他们发达后，立刻相赠千金，以报一饭之德。

豫让刺赵毋恤，本质和伍子胥、韩信一样，都是在报恩。不过略有不同的是，伍韩报恩是出于做人“以德报德”的道德本能，而豫让为旧主寻仇则是出于他心中的江湖大义。因为受智伯恩惠的并不止豫让一人，而只有豫让选择了和赵毋恤血拼到底。

前面讲过，豫让出身于草根，但他的家世并不简单。我们都知道吴国有一位著名的奸臣伯嚭，间接导致了夫差的灭亡和勾践的称霸，伯嚭的祖父是楚国大夫伯州犁，而伯州犁本来是晋国大夫伯宗之子。伯宗在晋国得罪人太多了，为了保护好儿子，伯宗在民间得到了一位奇士毕阳，由毕阳保护伯州犁入楚，不久后，伯宗就在晋国内乱中被杀。而这个义士毕阳，就是豫让的祖父。

对于毕阳的生平，除了《国语·晋语五》卷尾提到了送伯州犁入楚，再无史料记载。但从豫让一直生活在晋国来看，毕阳送伯州犁入楚后，很可能又回到了晋国，豫让也有可能在小时候就生活在祖父身边。毕阳的义举，以及家庭的草根地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豫让价值观的形成。

豫让生活在春秋末期，此时距离春秋最后一位霸主勾践的去世（前465）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齐桓、晋文争霸的时代早如过眼烟云。

齐国自简公姜壬被杀后，姜氏的权力就落入权臣田常手上，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相比于齐国，晋国的形势更加混乱不堪，齐国是田常一人执政，晋国则是六卿执政，即著名的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晋国姬姓公室早已被架空。

六大家族的祖上都是晋国勋贵大臣，背景个个硬得很，平时为了争夺权力没少暗中拆墙使绊子。从实力上来看，知氏最强，赵魏韩次之，范、中行最弱。在公元前458年，知氏的家主知瑶（即大名鼎鼎的智伯）联合赵魏韩三家吃掉了相对弱小的范氏和中行氏，四家共同瓜分，利益均沾。

《史记·刺客列传》说豫让曾经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当过差，时间都不太长，豫让接连炒掉范老板和中行老板，跳槽到了知氏公司当员工。豫让在智伯手下都做了什么事情，于名不详，可以肯定的是，智伯非常欣赏豫让，至少豫让在智伯那里得到了重用。而范氏和中行氏应该是对豫让不够尊重，豫让在他们手下看不到前途，才不得不改换门庭的。

蜀汉第一谋士法正曾经在益州牧刘璋门下做事，但不受重用，后来法正攀上了刘备这根高枝，并在刘备取代刘璋自为益州牧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奇功。后世一些人就以法正曾经给刘璋效力为借口，攻击法正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实际上法正和豫让是同一类人，恩怨分明，你投我以桃，我报你以李，都具有明显的江湖豪侠之风。刘璋不待法正以国士，法正又凭什么给刘璋卖命到死？豫让同样如此，范氏和中行氏待豫让如下人，豫让没有道理为这样的人物当一辈子小弟。

知瑶是晋国的正卿执政，没有两把刷子，他也爬不到这个位置。公元前472年六月，知瑶率晋师伐齐，在犁丘（今山东临邑）将齐军打得鼻青脸肿，生擒齐国大夫颜涿聚，可见知瑶的军事能力不是吹的。

豫让投奔知瑶麾下，并非是贪图知瑶的权势，否则在知氏被灭后，豫让有一万个理由拜在新执政的赵襄子门下，而不是去刺杀他。知瑶应该是知人善任的，豫让重情重义，能力想必也不会太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豫让）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能让文武兼备的晋国正卿宠爱有加，豫让岂是凡品？

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刘备在亲征汉中时，在阵前冒箭雨拼杀，法正也不避危险地陪在刘备身边。以法正恩怨分明的个性，刘备待他如路人，他是断然不会以死相报的。

不能说法正是在刻意模仿豫让，但豫让的大忠大义确实感动了历史，故事的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公元前455年，野心已经极度膨胀、“欲尽并晋”的知瑶，以武力强迫魏桓子魏驹、韩康子韩虔，组成多国部队，向盘踞在晋阳，素来不服知瑶的赵襄子赵毋恤发起强蔟，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晋阳之战。

形势本来对知瑶非常有利，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多，赵毋恤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但在最关键的时刻，赵毋恤利用“唇亡齿寒”的心理，说服韩、魏两家，对知家反攻倒算，实现了人生大逆袭，一代大卿知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战国三雄赵魏韩崛起的垫脚石，知家的地盘被三家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