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叫作四季，这四个季节不断变化，春去夏来，秋去冬来，如此循环往复，永不停止。

四季变化是大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是由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引起的。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各有特色，循环运转，永不止息。古人虽然不了解“地球”“公转”“自转”这些现代的科学名词，也不了解四季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却能根据四季的变化总结出一套适合自身耕作的规律，并且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表。同时中国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人性化的，因为它是根据天体的运行和人们的耕作习惯制定出来的，而且直到今天依然适用。中国的历法，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人们根据四时的变化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根据农历节气播种、收获。由此，我们不得不钦佩老祖宗的智慧和创造力。

四季的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的祖先在不懂现代科学的情况下，尚能根据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四时安排得如此妥当。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现代人不仅能够懂得四季的来历、掌握它的规律，更能预测天气的变化。因此更应该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为各行各业提供方便，为子孙后代造福。

东、南、西、北，叫作“四方”，是指各个方向的位置。这四个方位，必须有个中央位置对应，才能把各个方位定出来。

“四方”为“东”“南”“西”“北”，中国人最早发明了能指示四方的“司南”，也就是今天的指南针。当然，这所谓的“四方”是相对而言的，它需要一个中心点才能成立，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是和中心点相对应的，没有了这个中心点便不能定出方向。因为地球本身是圆的，并不存在“四方”之说，东南西北是人类臆设的方向坐标，茫茫太空之中哪里有什么方向可言？所以，“四方”只是人们的一种假设。然而，作为宇宙中渺小的人类是需要为自己定一个方向的，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方向作为人们的指引，比如说航海、探险，又比如说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因为没有方向感的人同时也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的生活若是失去了方向就会走向堕落。

因此，人类的生活需要方向。而“四方”的确立同时又是以自我为中心点和平衡点的，也只有以自我为中心去定位，才能找准具体的方向，如果没有中心，就没有东西南北，中心一确定，四方的概念就出来了，中心移动，方向也跟着改变。所以，古人才说“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说到“五行”，那就是金、木、水、火、土。这是中国古代用来指宇宙各种事物的抽象概念，是根据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数字组合变化而产生的。

“五行”是古人根据自然界中各种物质构成的特点总结出来的，中国人认为物质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的。因此，国人认为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行”，在人为“五经”，也就是人的五脏。“五行”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而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都是“本乎数”，是天地自然之数理，由简而繁是数理变化的规律，也是构成万物多样化的规律。中国人将其作为物质的本原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也不是全无道理可言的。

当然，“五行”包含了很深的哲学道理，由它而推出的数理逻辑也是非常复杂和烦琐的，它也已经成为一种学术问题被科学家们拿来做了深入的研究，因此几句简单的话并不能将其说清。在这里，人们只需要知道它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掌握它的基本内容就可以了。若要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还需要人们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以发掘其中更加深奥的哲理和数理关系。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以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不变的法则作为处事做人的标准，社会就会永保祥和，所以每个人都应遵守，不可怠慢疏忽。

“仁、义、礼、智、信”是“三纲五常”中的“五常”。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总的纲领。“仁”是指仁爱之心、爱人利物，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也是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标准；“义”是指道义、正义，是由孟子提出的，它要求人们公正合宜、主持公理；“礼”是指礼仪、礼节，做人应该谦恭礼让，识大体、知礼节；“智”是指才智、智慧，是指人明辨是非、英明果决的能力；“信”指诚信、守信，做人要诚实守信、一诺千金。这“五常”是古人做人和做事的准则，同时也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品质和素养。

仁、义、礼、智、信，不仅是做人的准则，更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桥梁。只有每个人自觉遵守，不懈怠、不疏忽，才能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虽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道德规范也在不断地成熟和完善，人们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作为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精髓，“五常”之说依然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因为高速的发展更需要高尚的道德观作为坚强的后盾。而在道德观逐渐淡化的今天，人们当然更需要对这一行为规范进行继承和加强，如此才能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人类生活中的主食有的来自植物，像稻子、高粱、豆类、小麦、黍米和谷子，这六种谷物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