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抑制禁军首领专权之外，宋太祖也采取种种手段抑制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削弱藩镇的兵权及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这就是所谓的“强干弱枝”的政策，这也成为宋朝的长期国策。在宋朝历史上，尽管外患比较多，但并没有形成中晚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这与宋太祖一系列中央集权政策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四　统一之路（上）：平定荆湖

中国向来有大一统的观念，对赵匡胤来说，摆在大宋帝国面前的一件艰巨任务，就是如何一统中国。

当时中国境内还分布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北方有北汉，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楚、南汉、南平等。这些割据，有的称帝，有的称王，有的称节度使，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北汉威胁最大。北汉国家面积虽不大，但有契丹人撑腰，并不容易对付。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商量之后，决定先对南方用兵。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

建隆三年（962）十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逝，把湖南军政大权交给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周行逢的部下衡州刺史张文表闻讯后勃然大怒，原来张文表与周行逢乃是老战友，曾经一起出生入死。他认为节度使之职，非自己莫属，岂能听一个小毛孩使唤呢？

张文表起兵反叛，挥师攻入潭州（湖南长沙）。周保权当即派遣大将杨师璠率兵讨伐叛军，并且向荆南节度使高保勖紧急求援。可是此时，割据荆南的高保勖却病逝了，他的侄儿高继冲继承其位。

湖南、荆南的节度使先后去世，对赵匡胤来说，这是扫平这两个地方势力的大好时机。

建隆四年（963），宋太祖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打着救援湖南的旗帜，出兵讨伐张文表。

醉翁之意不在酒。

赵匡胤的真正目的，在于乘机夺取荆南与湖南。他派卢怀忠出使荆南，表面上是外交，实际上则是刺探荆南的虚实。卢怀忠从荆南回来后，向宋太祖报告：“高继冲麾下控弦之士只有三万人，荆南谷物收成尚好，但官吏横征暴敛，百姓穷困，其势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取荆南易如反掌。”

这个情报相当重要，也促使赵匡胤下定收取荆南的决心。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成果呢？赵匡胤不愧是名将出身，他想起了三十六计的“假道伐虢”，便召见宰相范质等人，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江陵（荆南首府）已是四分五裂，现在我们以平定张文表之乱为由，向他们借路出师，到时顺手牵羊便可攻下荆南，有十足的把握。”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可行，于是皇帝把密令传达给在前线督战的枢密副使李处耘。

李处耘马上派人前往荆南，向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提出借道通行的要求。高继冲刚刚上台，年龄比较轻，政治经验不足，把军政大事都委托给孙光宪、梁廷嗣等人。对于宋朝军队借道通过的请求，荆南内部有不同看法。

把持大权的孙光宪说：“中原政权自周世宗时，已有一统天下的志向，如今赵宋兴起，其气魄规模较周世宗更为弘远。如今宋朝兴师讨伐张文表，这就如同以山压卵，湖南很快就会被平定了。依我的看法，不如早日以疆土归附朝廷，这样不仅荆楚可免于战祸，诸位也可保全荣华富贵。”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投降派，荆南兵马副使李景威以尸谏的极端方式抗议孙光宪的主张，这让高继冲犹豫不决。然而，宋朝大军却马不停蹄地向荆南挺进，行至距江陵百里的荆门，高继冲只得先派遣心腹梁廷嗣以犒师为名，前去打探宋军的真实意图。李处耘热情接待梁廷嗣，款待有加，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宋军只是借道而已。梁廷嗣眉露喜色，派人快马通报高继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