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凡在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

【译文】　凡在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凡在开战之前就预计到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胜利条件缺乏。筹划周密、条件充分的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缺乏的就无法取胜，更何况不能筹划、毫无条件呢？我们依据这些因素来观察分析，那么胜负的趋势也就显而易见了。

【点评】　如同一首律诗有它的“诗眼”，一首乐曲有它的主旋律，一部理论著作自然也有它的中心篇章，在全书中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作用。《计篇》作为十三篇的首篇，也具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它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字里行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某种意义上可看做是孙子杰出兵学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

《计篇》的基本思想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战争的筹划理论，二是战争的实施方法。前者是“体”，后者是“体”之“用”，“体”与“用”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奠定了孙子兵学体系的坚实基础。

《计篇》的思想凝练而清晰，通篇讲述的是怎样筹划战争，怎样指导战争。说得再具体一点，便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如何“算”，对敌我的实力对比、战争的胜负趋势做到心中有数。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何“骗”，骗得对手晕头转向，处处被动，一步步走向失败，即让敌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计算哪些细目，怎样进行计算，却大有讲究。

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觇祝史，往往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星占、五行占、梦占等，是其旁枝衍流。这些算法通常叫做“卜筮”，主要流行于夏商周时期，是迷信思想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这种算法表面上幽深玄妙，实际上却荒诞不经，牵强附会，与其说是计算胜负，不如说是碰撞大运。秦汉之后，这些算法虽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还是很有市场。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正义感，但也天真滑稽。孔子等人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要想收拢民心，就要行“仁政”，搞“德治”。这是最强大的精神原子弹，任凭你有快刀利剑，遇上我“仁政”这杆大旗，一定溃不成军！用孟子的话说，便是“以此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惜这终究是纸上谈兵，历史上没有依靠空洞的仁义道德打赢战争的事例。宋襄公曾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倒先把性命赔上了。可见儒家的算法好比“皇帝的新衣”，作谈资可以，如果脑瓜发热较真起来，非出尽洋相不可。

法家的算法同儒家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再以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没有攻不下的城池，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在嗜血成性的法家眼里，战争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是统治国家、稳定秩序、发展实力的捷径，可谓拳头出真理，刀剑定是非。然而法家也有致命伤：它太迷信军事实力，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向背、政治教化等。所以法家也许能暂时得天下，却终究会因其后患过多而无法长久。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各家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它意味着鲜血的滚滚流淌、财富的灰飞烟灭，所以孙子必须提出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危害的方案。这个方案不同于巫觇祝史的胡乱猜测，也不同于法家的迷信暴力，更不同于儒家的空谈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却又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孙子的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估计，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做“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意思是使高居庙堂的统治者和身处草莽的老百姓达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至少也要做到老百姓不与统治者唱反调。“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军队拥有良好的天时、地理条件，则有利于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是军队的统帅问题，将帅作为一支军队的灵魂，其素质才能直接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所以将帅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双方实力、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适宜的赏罚，是军队不可缺少的要素。孙子把健全军队法制看做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

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氏所列举的战略诸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树立了全局意识。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曾指出：大战略是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等各方面全方位地配合，并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综合考虑道、天、地、将、法等因素，是综合能力的一种凝聚和归纳。“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孙子的“五事”，正是用全局的观点来参与预测战争这种残酷的游戏。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基本战略要素，那么“七计”就是对这些战略要素进行优劣比较和周密考察：“较之以计而索其情”。看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更清明？哪一方将帅素质更优秀更有才？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更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赏罚分明？孙子以此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从历史上的战争实践来看，孙子“五事七计”、预见胜负的战略运筹思想，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这可以举出无数个具体战略决策的例子来说明。

韩信的“汉中对”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如何摆脱被动，扭转颓势，是刘邦的最大心事。正在他计无所出、进退维谷的困难时期，韩信给他送上了一剂良药，这就是著名的“汉中对”。韩信为刘邦全面计算了军事斗争的得失和前景，透彻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他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但他的“勇”是只知冲冲杀杀的匹夫之勇，他的“仁”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是没有根基、单凭暴力的“强”。所谓强大，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他骨子里其实虚弱得很。反观刘邦，只要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英雄豪杰，厚待重赏功臣宿将，利用麾下汉军将士渴望东归故土的心理，并凭借“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得到民众拥戴的优势，就可以平定关中地区，占据战略重地，进而逐鹿中原，得志于天下。韩信的建议让刘邦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经过数年的血腥征战，刘邦终于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从韩信的观点可以看出，孙子“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论断，不愧为至理名言。